“老家县城的房子挂了半年，降了15万还是没人问。”
“老公公司裁员，跑外卖都要靠抢，一些店铺门口，甚至坐着十几个外卖员等着未知的订单。”
“孩子小升初，花钱进私立学校不甘心，公立又怕跟不上，毕竟县城就一个县一中。周围所有村小和镇小的孩子都挤破头往里冲，而分配给县城小学的名额也只有区区的一两百名。花了两代人的代价从农村迁到城里，留给孩子的只有一个继续往上跃迁的路，怎么能在教育上落后呢？”
——这些都是深深笼罩在县城生活里的焦虑。
张姐今年42岁，父母是上世纪90年代县城粮站的职工，她从小在“城镇户口”的优越感里长大，觉得比农村亲戚“体面”。可如今，这份“体面”成了压在她胸口的石头：家里唯一的收入来源是老公跑外卖的工资，每月除掉房贷、孩子补课费，剩下的钱连买件羽绒服都要掂量半天。
在经济下行的大背景下，我们总习惯把目光投向两个极端：一边是农民，有土地兜底，就算遇到失业，回家种点粮食蔬菜也能自给自足；另一边是大城市白领，虽有房贷压力，但职场选择更多，抗风险能力相对较强。却鲜少有人注意到，夹在中间的县城城镇户口群体，正陷入“上不去下不来”的生存困境。
——他们没有土地作为生存缓冲，又抓不住城市发展的红利，像被夹在齿轮间的碎石，进退两难。

2

县城经济越来越“空心化”。
阿强的父母是县城老国企职工，上世纪90年代，父母的工资能让家里过上“顿顿有肉”的生活，他带着“城镇户口”的光环，在农村亲戚面前抬着头走路。
可如今再回县城，曾经热闹的纺织厂、化肥厂早已倒闭，厂区的红砖房爬满了爬山虎，只剩下几个看门人守着空荡荡的院子。
县城近年也引进了一些企业，但大多是劳动密集型的加工厂，要么是需要高学历的技术岗，要么是月薪2500元的流水线普工。阿强大专毕业，学的是市场营销，既够不上技术岗的门槛，又拉不下脸去流水线——在县城的熟人社会里，“城镇户口”的体面成了枷锁。
很多都像阿强一样的年轻人，被“城镇户口”的旧观念束缚着，不愿从事“体力活”，又找不到匹配学历的工作。
更残酷的是，县城工作机会的“刚性短缺”远比想象中严重。去年某招聘平台发布的《县域就业报告》显示，县城平均每10个求职者仅对应3.2个岗位，其中70%还是月薪3000元以下的服务行业，且大多不缴纳社保。
网友@县城打工人 分享过自己的经历：他今年38岁，在县城最大的超市做生鲜区管理岗，月薪4500元，要管20多个员工，从凌晨4点验收蔬菜，到晚上10点关店盘点，一天忙得脚不沾地。
今年经济下行，超市的生意不好，营业额下滑，老板直接砍了他3分之一的工资，连理由都懒得找，直接告诉他想干就继续干，不想干就转岗！后来他想换行，才发现整个县城除了超市、餐馆和房产中介，几乎没有其他选择——房地产不景气，中介门店倒了一半；餐馆生意差，连服务员都在裁员。
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在县城待不住，就算从大城市 回来躺平一段时间，最后还是要离开。这也造就了县城里的年轻人越来越少了，县城越来越空心化。

2

体制内的岗位成了“香饽饽”，但竞争惨烈到让人绝望。
阿强的表妹去年考县城的事业单位，招1个人，报了800多人，笔试成绩出来，她差0.5分进面试，哭了一整晚。
“我爸妈都是老师，从小就告诉我要考编制，可编制哪有那么好考？”表妹说，她已经考了3年，花光了工作攒下的积蓄，现在只能靠父母接济。
这种“千军万马过独木桥”的场景，在每个县城都在上演，体制外的工作朝不保夕，体制内的岗位一岗难求，城镇户口人员的就业之路，越走越窄。
比工作更棘手的是“有价无市”的房子，这几乎是每个县城城镇家庭的“心病”。
这两年“县城房价跌回十年前”的新闻频频上热搜，河南某县城甚至出现“30万买120平房子”的案例，山东、安徽等地的县城，也有不少楼盘打着“首付5万”的旗号促销，但即便如此，二手房依然难出手。
阿强2019年花80万买的学区房，当时正是县城房价的高峰期，销售说“学区房只会涨不会跌”，他本着投资的想法，贷了30万买下了这套房子。可如今，同小区的新房均价跌了近30%，他的房子挂牌65万都无人问津。有中介跟他说，要是真想卖，至少得降到40万以下，可就算这样，也不知道要等多久。
“我这房子要是卖了，亏的钱相当于我不吃不喝干5年，可不卖，每月1500元的房贷，虽然听着不多，但是以县城的收入来说，还是压力巨大。
他想过把房子租出去，缓解房贷压力，可县城的租房需求极小。县城里的年轻人要么去大城市打拼，要么住家里的老房子，很少有人租房。
他把房子挂在租房平台上，月租从1500元降到1000元，才有人来看房，对方还嫌贵，说“县城租个两居室，800元都算高的”。最后房子没租出去，还倒贴了几万块装修费。

3

教育内卷则成了压在家长身上的又一座大山。
县城教育的尴尬在于，既没有农村孩子“大不了回家种地”的松弛感，也没有城市孩子丰富的教育资源，这种“中间态”让家长们陷入了极致的焦虑，大家都见证过寒门贵子的神话，这个在小县城的县一中每年都在上演。
闺蜜丽丽在县城实验小学当语文老师，她见过太多焦虑的家长，最让她印象深刻的是班里的学生家长王哥。
王哥在县城开出租车，妻子在餐馆打工，两人每月收入加起来不到8000元。为了让孩子进重点班，他托了3层关系，花了1万元送礼，这笔钱相当于他们家半年的积蓄。
孩子上了重点班后，他又报了2个辅导班，奥数、英语，单节课费用从80元到200元不等，每月光补课费就要3000多元。“别人的孩子都在补，我家孩子不补就跟不上，以后考不上好高中、好大学，在县城就没出路。”王哥的话，说出了很多县城家长的心声。
丽丽说，县城的教育资源极其不均衡，最好的老师、最好的设备都集中在一两所重点学校，普通学校的师资力量薄弱，教学质量差。
农村孩子考不好，还能外出打工，啥工作都能接受，再不行回家帮父母种地、养殖也是个退路。可城镇户口的孩子，要是没考上好学校，就只能去读职业高中，毕业后大概率还是进工厂当普工，这是县城的家长们无法接受的。
有人会问，既然县城这么难，为什么不往大城市走？可现实是，大部分县城城镇户口者早已被“绑定”，根本走不开。
阿强说，他在县城出生、长大，父母、亲戚、朋友都在这，根就在这。去大城市打拼，意味着要放弃所有的人脉和资源，从零开始，他已经35岁了，没有从头再来的勇气。而且就算在大城市站稳了脚跟，父母老了怎么办？孩子上学怎么办？这些问题都解决不了，所以只能留在县城。
“我爸妈这辈子都在县城生活，去了大城市连路都不认识，怎么看病？怎么生活？”阿强说，他不能为了自己的前途，不管父母的死活。

4

丽丽的孩子刚上小学三年级，转学需要各种手续，学籍迁移、户口挂靠，哪一样都不容易。而且大城市的房价高得离谱，就算是偏远的郊区，一套房子也要100多万，他们家的存款连首付都不够。就算凑够了首付，每月的房贷也要5000多元，以他们夫妻俩的收入，根本承担不起。“大城市的教育资源是好，但我们没那个能力，去了也是活在底层，还不如在县城安稳过日子。”丽丽无奈地说。
反观农民群体，经济下行时至少有土地作为“安全垫”，这是城镇户口人员最羡慕的地方。
这些年，国家对农村的扶持政策越来越多，种地有补贴，养殖有补贴，农村的基础设施也越来越完善，路修通了，网连了，快递也送到了村口。
农民的生活越来越好，不少农村人在县城买了房子，但他们的户口还在农村，依然能享受农村的福利。而城镇户口人员，既享受不到农村的福利，也享受不到大城市的资源，成了“两头不靠”的群体。
他们是计划经济时代的“香饽饽”，当时城镇户口意味着“铁饭碗”，意味着稳定的工作、优质的教育资源。
可到了市场经济时代，“铁饭碗”被打破了，城镇户口的优势越来越小，反而成了束缚。似乎只有走出去，才有更大的发展。
未来会怎么样，我们谁都不知道，大家也看不到十年后，二十年后的样子，眼前，大家只知道，让孩子读好书，进行下一步跃迁，也许是未来最好的捷径了。